景天魁，男，1943年4月生，山东蓬莱人，中共党员。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获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主任，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所长。现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政法学部副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社会学首席专家，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一致力科学研究心系社会民众

    1962年，景天魁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6年“文化大革命”从北大发起，他恰好亲历了这个过程。1968~1978年的10年间，他先后到部队农场、生产队劳动锻炼，又被调到公社和县委机关工作，后调到《山西日报》理论部当编辑。农村和基层生活工作的经历，使景天魁接触到更多的社会底层百姓，对他们有了更深的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数亿民众为何有如此高的政治激情?这样一场社会动荡为何能持续10年之久?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这位年轻人，迫使他去思考。1978年，中国恢复了研究生招考制度，景天魁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第一批研究生，攻读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专业。

    读研究生期间，他就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哲学研究》罕见地为该文发表了编者按。从此，正式开始了他以社会为研究目标的学术生涯，回归到探索社会的漫漫学术征程。1981年出版了《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结构初探》，提出了“劳动起点论”。该书出版后第二年，《哲学研究》又专门发表了一篇有分量的书评。这使得景天魁这个当时的年轻人，在哲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李秀林教授拿到此书后，通宵未眠，读完了以后就拿到课堂上对研究生开讲。据说，当年北师大图书馆要借此书，还要预约登记；中央高层领导曾托人向出版社要这本书。也正是由于这本书在学术界、思想界引起的强烈反响，1982年景天魁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优秀研究生代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景天魁留在哲学所从事社会哲学研究。还在哲学所时（1993年），景天魁就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1995年调到社会学所担任副所长，进入到发展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在社会学所，有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的机会，也有了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综合考察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平台。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发展中国家，近30年来发生了急速的社会变迁，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资源短缺、人口膨胀、贫富分化、社会失范等发展的困境。这就需要中国的发展社会学，或者社会发展理论，来阐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逻辑，设计适合中国的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1999年，景天魁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一文和2002年出版的《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一书，着重探讨的就是时空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采取超越进化的路径，超越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固定模式，建立一种超越性的协调发展方式的可能性。“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可以看做是景天魁从社会学的层面研究社会发展所围绕的中心议题。

    二 秉持“兼容贯通”治学法探索社会和谐路

    作为社会学家，景天魁一直尝试打破原有学科的局限，将社会哲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贯通起来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远比单一学科的研究要艰难得多。景天魁以“兼容贯通”的方略，实现了“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再到社会政策研究”三个学术层次的跨越，产生了三个相互贯通的理论——劳动起点理论（社会哲学）、时空压缩理论（社会学）、底线公平理论（社会保障）。他为此苦苦探索了30年，并继续不懈地求索着。为实践及时提供理论服务是景天魁做研究的一个原则。为了国家发展的需要，他三次改变研究方向，越来越贴近现实，越来越关注民生，越来越直接地服务于实践。2004年，景天魁首次提出了“底线公平理论”，明确了社会低收入人群在生活、教育、健康等方面基本需求的公平底线。这一理论为国家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近年来，景天魁投入了很大精力在社会政策的研究上，他不是在政策层面上就事论事，也不是就社会保障而言社会保障，而是透过探究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来思考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社会公平”应该是什么？如何建立？如何现实化?众所周知，对任何社会而言，“效率与公平”都是社会发展中最为关切的主题，也是最难持衡的问题。中国近30年来的GDP高速增长，“效率”不可谓不高，可是要“可持续发展”，则不能不考虑经济收益如何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如何解决社会成员的基本保障需求问题。景天魁提出发展社会学的主题应该适时发生转换，由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转变为追求发展与公正的统一。这既是一个发展理念问题，也包含着对相应社会政策的设计。景天魁在提出底线公平理论的同时，努力将它体现到社会政策上。从2002年开始，他通过发表文章和会议发言等形式，努力呼吁在建立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后，也应该及时在农村建立这项制度，但不论在学术界还是在政府部门对此都有不少争论。他担任委员的第十届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积极开展了大量调查，向中央提出了政策建议，经过几年的努力，2007年国务院终于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3000万贫困农民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景天魁作为积极推动者之一，对此感到十分高兴，他说这是自己作为学者，给老百姓干的一件最有用的事情。

    总之，从社会哲学到社会学，又到社会政策，景天魁的研究领域在不断具体化，研究成果也有了更强的应用性。学术上的兼容贯通，实际上也是探索社会发展的实践化的反映。

    三 孜孜不倦建学科努力不懈为民生

    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是较为曲折的，改革开放后恢复学科建设也仅二十几年。然而，近几年社会学的话语对政府、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几乎成为“显学”了。景天魁说：“矛盾的解决，需要‘和谐’的引领，社会学的春天已经来了。”在学术研究的同时，景天魁对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投入了许多精力：第一件事是对社会学的普及。他参与并推动把社会学写进了小学和中学的课本。第二件事是2005年2月他和李培林研究员在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会上，做了题为《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讲解。中央领导指出，社会学的春天来到了。中央高层对于社会学的关注，也是前所未有的。这对于推动社会学的研究，提升社会学的学科地位，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第三件事就是2004年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以前国际社会学学会（IIS）的大会基本上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举办，这次到中国来举办，是国际社会学学会100多年来第一次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举办。这次大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支持和全所同事的努力下开得非常成功和圆满。一位院领导评价说，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史以来举办的最为成功的国际学术会议。

    景天魁的研究目的很明确，就是如何使得发展社会学能够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社会政策更加合理和公平，能够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尤其是基层广大群众。他的研究不是在书斋闭门完成的，多年来，在完成研究所大量行政事务、政协社会事务的同时，其余时间都花在了基层的调查研究和和谐社会理论的宣讲上。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老少边穷地区，无论是工厂还是农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走访工人、农民，与各级政府干部、企业员工、社区成员座谈，了解社会矛盾和问题，思考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主持完成了大量研究课题，供中央决策参考，也丰富了社会学学术成果。

    景天魁说：“我个人虽然平凡，但适逢伟大的时代；学识虽然浅陋，但我乐意为这个时代提出的课题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也经常对学生说：作为一个社会学学者，心里一定要时刻想着老百姓，特别是基层广大群众，用自己的知识为他们服务。要关注国家的发展、社会问题的解决、人民生活的改善，追求的就是社会更和谐、更美好。他要求学生要重视社会调查，数据要从扎扎实实的社会调查中来。作为一名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社会学家，已迈入耳顺之年的景天魁总是说，不要去想自己已经做了什么，要多想自己还需要做什么。他为下一步研究工作做好了计划：首先是社会学的中国化，希望通过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经验，写出一本具有中国气派的发展社会学理论著作；其次，“时空压缩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意义重大，希望能通过借鉴国外成果开拓时空社会学研究；最后，就是继续通过自己的研究为解决民生问题作更大的贡献。

    文/黄佳豪、马晓洁、汪明军